梁启超的北魏体书法:方正峻厚工整朴拙

梁启超书法,不论是真是行,或篆或隶,其笔画形体都是一律地突出方正峻厚,线条的起始转折也是力求方笔,这和他极力推崇北魏书体有关。梁启超的书法为一手工整朴拙的北魏体,除了草书不擅长外,篆、隶、真、行其皆能为之,其中楷书写得最多。  

  (雅昌艺术网讯)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弘扬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书法艺术,由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天海高旷
水月清华——康有为梁启超书法展”于2018年9月9日至12月10日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一楼历代绘画馆展出。共有行草书、行书、草书、隶书、行楷书、楷书等七十多件(套)作品亮相。该展入选文化部2018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艺术鉴赏家,也是书法极有研究的大学者。他是戊戌维新领袖之一,晚年的他在政界经历了几多沉浮后,最终放弃了政治,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一心治学著述,并先后于清华、南开等学府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当时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名列其首(另三位乃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可见其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两位非凡的人物。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主要人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们所创立的社会政治与民族文化学说,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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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和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领袖和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碑学派代表人物。与其非凡的政治气概一样,他们在书法领域也表现出非凡的艺术特质。

梁启超书法作品欣赏

  清乾嘉以来,碑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至光绪康有为出,促成了碑学构建的最终完成和书坛的空前繁荣。而梁启超则继之崛起,也在碑学思想的指引下投身于时代潮流中。他们对晚清碑学的兴盛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自己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

   
梁启超的书法为一手工整朴拙的北魏体,他除了草书不擅长外,篆、隶、真、行其皆能为之,其中楷书写得最多。他的字,不论是真是行,或篆或隶,其笔画形体都是一律地突出方正峻厚,线条的起始转折也是力求方笔,这和他极力推崇北魏书体有关,他的观点一贯是“与其学唐碑,不如学六朝碑”。而学六朝碑,他说“应从方正严整入手为是,无论做人做事,都要砒砺廉隅,很规律,很稳当。竖起脊梁,显出骨鲤才好。”

  康有为

   
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中就有一篇万余字的《书法指导》,这是根据一九二六年他应邀为清华教职员书法研究会的讲演记录而成,他在文中首先就表明“书法是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而且写字“可以独乐”,不似喝酒、打牌、唱歌听戏须“聚合多人”,所以他认为:“写字虽不是第一项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其实生活中的梁启超很喜欢玩牌娱乐,在这方面也是一等好手,他曾有句名言甚妙:“只有读书可使我忘记麻将,也只有麻将可使我忘记读书。”在他看来读书也是一种享受的娱乐。

  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更生、更甡、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今属佛山)人。继阮元和包世臣之后,康有为以其书法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进一步对碑学作了全面总结,提出“尊碑”之说,主张以碑派书风取代帖派书风,意在矫正帖派辗转翻刻的流弊,将碑学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他擅长行书和草书,主要得力于北魏摩崖石刻《石门铭》,追求气势,不拘小节,体势洞达,宽博舒展,线条恣肆豪放乃至粗野荒率,如枯藤老树,苍莽凌厉而又富于节奏感。

   
从作书说到做人,其道理大致是相同的,梁氏做人同样也是方正而不圆滑。他在1890年赴京会试的时候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最后他们因政见不同也同样自持己见而分道扬镳,这体现出梁氏方正耿直不含糊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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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作为一代政治家的他,对“江山”的感悟是和旁人不一样的。不过,晚年时的梁启超,也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的学问兴味和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

康有为 行书五言联

   
有一篇梁实秋的文章,是关于介绍梁启超先生于清华学校演讲的,其中有一段这样传神巧妙的描写:“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然后他又写道:“他(梁启超)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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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的文章将其对梁启超先生的第一印象写得活灵活现。看来,梁启超说这样的话,看来信心挺足的。尤其是两句简短的开场白,一抑一扬,既自谦又自负。当然,他也完全有这样自负的资格。

康有为 行书八言联

    
一九二三年,梁夫人因癌症复发病世,在此后的一年里,梁启超极度痛苦伤悼,而后借已读宋词并以宋词句集联自遣,最后这样一发而不可收,居然集成有二三百幅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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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喜欢将自己的集句联写成对子分赠友好和学生,当年的胡适之、徐志摩等都曾获赠。那段时间有人带着润笔求字,他仍多半写他的楷书集联,一时流传颇广。因此,即使在今天的拍卖市场上,也时能见到梁氏的作品。

康有为 行书八言联1

   
梁启超的集联,据说是受了陈师曾的启发,全以宋词句为素材。而就《饮冰室诗话》中所收的五十来副联句中,他似乎又特偏爱姜白石的句子,“最可惜一片江山”便出自姜夔的《八归》。而且此句在他的集联中频频出现,除图示一联外,还有如:“忽相思,更添了几声啼鸡;屡回顾,最可惜一片江山。”再如:“燕子来时,更能消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

  康有为精于书法。他从学于朱次琦时,曾得朱氏传授执笔法。后从事科举考试,又习欧阳询楷体。32岁时,在北京上书不达,非常苦闷,友人沈曾植“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于是便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数千种。于光绪十五年(1889)写成《广艺舟双楫》。书中提出“尊碑”之说,推崇汉魏六朝之碑,认为这些碑刻能反映当时书法的真实面貌。书中还强调书法要随时代不断变化,书法家要博采众长,自成一格。这些理论直到今天,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在《饮冰室全集》中,《书法指导》是梁启超收于文集中唯一一篇谈书法的专论。应该说,梁氏有关书学方面的长题短跋还有许多,一册荣宝斋出版的《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内收梁所收藏的一百余种碑刻拓片,每种都有他的题跋,有品评前代书法风格,有考释校勘碑文,有记录拓本递藏之辗转及收藏之心得等等,其中颇多前人所无的独到见解,但这些文字在《饮冰室全集》里并未专门列出一辑。或许作为一代大家而言,碑刻拓本的收藏乃余事、闲事而已,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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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书法作品欣赏

康有为 行草书七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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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行草书五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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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行草书五言联1

  康有为自己的书法,是实践其书学主张的。他在博览群碑之后,采用了以“圆笔”作碑体的特殊方法,因而有别于清代以“方笔”为主的碑派诸家。这种圆笔,实出自朱九江先生,也是“帖派”书家的老本领。绝世聪明的康有为,他一力提倡碑学,而在创作上却运帖入碑,一般人未能领会他的真功夫,只以为他光是碑派大师而己。沙孟海贬斥康有为,说他“大言炎炎”,并说北碑“方笔居多,康有为专用圆笔,是否他一直未觉察到刻手问题呢,还是他有意识地避开石刻上的刀痕而遗貌取神独自运笔呢?由历史条件推之,我以为是属于前者,不是后者”。商承祚又认为康有为刻意摹写唐人的《千秋亭记》,“并在该刻笔势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的夸张,遂成‘康体’。我将此拓与康字对照,立即剥去他的伪装”。沙、商二氏未能找出康有为用圆笔的根源,而误以为他英雄欺人,而且他们的观点带有过于强烈的感情色彩,故不免有所偏颇。而马宗霍则云:“南海书结想在六朝中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然法误安吴(指包世臣),运指而不运腕,专讲提顿,忽于转折,蹂锋泼墨,以蓬累为妍,未为语于醇而后肆也。”马氏重帖学,对碑学多所批评,所论亦未免带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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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行草书五言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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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行草书挽星巢诗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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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行草书李思纯词

  康有为学习北碑之所以成功,正在于他能遗貌取神,独自运笔。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已把这点表述得很清楚,可惜许多研究者并没有细读他的书,便信口批评了。康有为在《碑品》中,以《灵庙碑阴》、《石门铭》为神品,其一生得力亦在于此。康字的结体及运笔源出《石门铭》,而取《灵庙碑阴》的神韵,此外还受到稍早的书家邓石如、张裕钊等的影响,不专于一碑一家,博取兼收,汇百流于大海,这才是康有为真正的补天手段,前无古人,后少来者,所有学“康体”的近人,几乎都失败了,没有康氏的胸襟抱负、才情学养,仅仅去依样画葫芦是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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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行草书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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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行草书焦赣易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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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行草书焦赣易林语

  康氏在肯定书法艺术“阳刚”之美的同时,却否定了它的对立统一面“阴柔”之美,未免偏激,但在当时书坛的情势下,矫枉过正,恐怕是难免的了。

  ——陈永正《岭南书法史》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康有为学生,与康有为合称“康梁”。他在政治上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在书学思想上也深受康有为影响,但在书风上却独树一帜,与康有为反其道而行之。他擅长行书、楷书和隶书,行楷主要脱胎于北魏石刻《张玄墓志》,注重韵味,用笔精到,字形严谨,神态肃穆,风格高古。其清雅温润的视觉效果和娴静安详的古典气质,一反康有为一味霸悍的粗率之风,而近于帖派的儒雅气息,由此也造成了碑派书风多姿多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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